林毅夫：为什么2035年之前我们还有年均8%的经济

编者按：会议于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该文件为中国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体现了中国推进现代化政策的延续，也为进一步深化国际合作提供了参考。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围绕中国长期发展潜力、中国老龄化问题影响等关键问题争论不休。围绕中国经济发展相关问题，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南南学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在北京大学发表主旨演讲2025年4月28日举行的朗姆酒会，针对性地回答了相关问题。经许可，观察者网转载林毅夫教授演讲全文。 【文/林毅夫】《翻译中国经济》这本书来自我从1995年开始在北京大学讲授的《中国经济专题》课程，这本书最初出版于2008年。因为那时我将担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不能再给学生授课，所以我把1995年至2008年的讲义整理在一本书里。书名是《中国经济专题》课程的名称。 2012年，我从世界银行回到北京大学，继续教授《中国经济专题》课程。 2008年至2012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发展出现了新的态势，我在世界银行工作期间，注意到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关注。中国经济，但了解中国经济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我觉得有必要根据中国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挑战、新机遇，对2008年版《中国经济专题》进行补充和更新。同时，为了帮助更多的海外人士了解中国经济，我将其改为“揭秘中国经济”，并推出了英文版，名为“揭秘中国经济”。本书涉及的问题较多，但内部逻辑与全书各章节保持一致，并没有因各种问题的讨论而发生变化，体现了逻辑的一致性。同时，书中对过去的论述与史实相符，对整个转型过程的分析也与中国的发展轨迹大体一致。我提出的很多观点在当时引起了争议，甚至难以接受。发表评论。但事实证明，中国的发展与我书中所讨论和表达的基本一致，这说明本书对中国改革发展的分析在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上总体上做到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外部效应，从我1995年开始讲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三十年。这三十年可以说是中国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回想1995年，当我第一次开始这门课程时，尽管中国从1978年到1995年开始改革开放，但我国取得了连续16年年均经济增长9.7%的罕见成就。但事实上，根据世界银行的指标，1995年我国人均GDP为609.6美元。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同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为1143.6美元，我国仅占53%。在上海成立之初，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普遍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地区。尽管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16年的快速发展，但当我1995年开始教授这门课程时，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从1995年到2024年，在前16年年均增长9.7%的基础上，我国已连续近30年实现了年均8.3%的增长。按照这一增速，2024年将达到现价13445美元。根据世界银行2024年指标，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是人均国内收入14005美元。人均国内收入与人均GDP虽然统计上略有差异，但基本相同。因此，我国还差近4个百分点。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我一直说，中国经济会继续发展。因此，外人常常称我为“乐观主义者”。但我并不关心自己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而是一个“客观主义者”。因为“乐观”本质上是一种高于现实的个人希望，是有些不切实际的想法。然而，我的很多预测通常都会在事后实现，而且很多预测都被低估了。回顾1978年以来的46年，或者1995年以来的30年，中国实际上是同期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也是同期唯一没有经历系统性金融经济危机的国家。而且，中国本身不仅没有经历金融经济危机，而且在其他国家和地区遇到危机时，还利用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将其拉入危机。例如，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前，东亚四小龙经历了ed30年的快速增长。但1997-1998年危机发生后，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东亚局势不可逆转，至少需要10年时间才能恢复。但事实上，中国维持了人民币汇率，使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并通过快速增长推动了两年后的复苏。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普遍认为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将遭受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萧条。尽管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尚未恢复到2008年之前3%的增长水平，但美国正在实现年均2.5%左右的增长，欧盟正在实现2%左右的年均增长。这主要得益于中国对世界年增长30%的贡献。在欧洲国家中，德国从2008年危机中恢复得很快，被誉为“德国奇迹”。迈克尔·S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潘塞撰文称，德国之所以能在危机后复苏，是因为中国的快速增长通过贸易为德国创造了大量需求。中国的发展不仅带来了我们自身收入水平的显着提高和生活质量的快速改善，还通过贸易带动了其他国家从危机中发展和复苏，而中国是唯一没有经历过系统性危机的国家。然而，“中国衰落论”却一一兴起。国际社会为何不看好中国？我主要讲三个问题：第一，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5年以来，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够长期保持快速增长？ 第二，为何国内外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预期持悲观态度？ 三、当前我国发展面临新挑战人口老龄化、中美摩擦等问题。那么，中国的发展前景如何？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内在逻辑。因为改革开放，中国经济为什么发展得这么快？分析任何问题都必须探究其本质。要理解中国经济为何发展如此迅速，首先要探究发展的本质。发展的结果是人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要求是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这就要求新的生产力不断涌现。如何实现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新生产力不断涌现？现有产业技术需要不断变革，附加值更高的新产业不断涌现。它是新生产力的源泉和主要决定因素的发展。这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是一样的。然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根本区别。工业革命以来，美国、西欧等发达国家在科技和工业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因此，如果这些国家想要继续创新，就必须发明新的技术并创建新的产业。发明创造涉及巨大的投资和极高的风险。如果成功的话，将会带来巨大的利润。然而，大多数发明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因此，从工业革命到现在，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增长缓慢。从18世纪到19世纪初，年均增长率仅为1%。如果考虑人口增长1个百分点，平均经济增长率约为2个百分点。从19世纪中叶至今t，虽然大部分新发明和产业来自这些国家，但其人均GDP或平均劳动生产率仅增长2个百分点，如果算上人口增长也只有3%左右。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尚未完全恢复，增速普遍低于3%。工业革命 根据熊彼特的定义，现代技术是指下一个生产周期所使用的比当前生产周期更先进的技术。产业升级是指进入下一个投资周期的、附加值高于现有产业的新产业。发达国家之所以要发明创造，是因为他们的技术水平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如果他们不发明，就不会有新技术，如果他们不发明，就不会有新产业。我们发展中国家也必须努力实施现代技术和产业升级那里有评级。然而，一旦我们理解了现代技术和产业升级的含义，我们就会发现，发展中国家目前所使用的技术并不像发达国家先进，目前的产业价值也较低。那么，为什么不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引进发达国家附加值更高的先进技术呢？行业又如何呢？因此，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方面有两种可能的出路。一是发明创造自己；还有的则是利用后来者引进、消化、吸收作为再考察的来源。自我保护和创造的成本太高，风险太大；而引进、消化、吸收的成本相对较低，风险也较小，因为涉及的技术和产品比较老。根据以上分析，如果开发ping国家懂得后发优势，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速度可以比发达国家更快。理论上，有可能比发达国家发展得更快。但具体要快多少，理论上很难精确衡量，需要根据历史经验来评估。二战结束后，赶超发达国家是许多发展中经济体的共同愿望。其中，13个经济体相对幸运，连续25年以上实现年均7%以上增速，相当于发达国家增速的两倍以上。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后成为这13个经济体之一，GDP连续46年年均增长8.9%，几乎是发达国家的三倍。从各项GDP增速来看，中国历年年均增速过去46年是8%，是发达国家的四倍。因此，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个事实和这段历史经验，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取得了如此长时间的高速增长。然而，如果说利用后发优势是中国快速发展的原因，人们可能会问：工业革命以来，中国就应该具有后发优势。为什么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才开始快速增长？大黑兰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出于当时内外部条件的考虑，自愿放弃使用这一潜力。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在主题上有迅速赶上发达国家的愿望。当时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是因为他们拥有高水平。高水平的生产力和非常先进的工业。当时的先进产业是资本密集型、规模化的产业。我们希望有同样先进的工业。同时，发展离不开国防和安全。先进产业是军队的工业基础。因此，一方面出于对棉花的主观渴望的刺激，另一方面出于国家安全的现实需要，中国决定优先发展与当时发达国家一样先进的重工业。不过，上安岭的重工业都是资本。当时的中国是资本经济，这些产业的发展与其比较优势是背道而驰的。这意味着我们的生产成本高于具有比较优势的先进国家，因此政府应该提供保护性补贴来促进这些产业的发展。我们要发展产业先进，但发达国家不希望轻易转让先进技术，特别是受专利保护的技术。即使我们支付专利费，发达国家也可能拒绝授予。这就像美国目前对中国技术的“停滞”做法。当时的中国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问题。如果不能引进、挖来、吸收，中国就别无选择，只能自己研发。我们各方面的基础都不如发达国家，这意味着我们将要承担与发达国家相同甚至更高的研发成本。事实上，是中国主动让出了自己的优势。而且，为了保护和补贴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政府不可避免地进行各种干预和扭曲，导致资源被挪用。一方面，我们选择给后来者以优势。另一方面，丑陋的假涨导致效率低下。所以即使有后发优势的潜力，如果我们不利用它，进步也会很慢。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我国才开始根据比较优势，通过引进、消化、吸收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二、为什么“中国崩溃论”不断出现？既然我们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为什么总是有人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持悲观态度，为什么每隔几年就会出现“中国崩溃论”呢？二战后，发展中国家，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在第一代革命领导人的领导下，实际上都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都实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统一。迅速赶上发达国家的良好意愿。如何获取发达国家的新闻？当时的普遍观点是，中国应该具有与发达国家同等的生产力水平，而要达到这一水平，就应该拥有与发达国家一样先进的工业。因此，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其他发展中国家则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进口替代战略。这些国家资本相对短缺，在这些产业上不具备比较优势。因此，工业奥地利的建立也需要政府提供各种保护性补贴。这实际上意味着这些国家放弃了后发优势。此外，过度的政府干预和保护补贴往往会导致资源挪用和寻租腐败。结果，发展这些国家的速度普遍较慢。这就是为什么二战以来，只有13个经济体实现了年均增长7%以上，而大多数国家仍陷于低收入或中等收入国家。我国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与此同时，其他发展中国家在二战后也经历了政治自由。经过一代人的努力，他们的国貌并没有发生大的改变。因此，当我国启动改革开放时，这些国家也面临着与中国类似的挑战，包括收入水平低、经济停滞以及各种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他们也开始逐步推进改革开放。虽然步伐比我们稍慢，但改革开放的趋势已经成为共识。当这些国家开始变革、开放时，就需要理论指导。目前国际上流行的观点是，这些二战后获得政治独立的国家发展成绩不佳，是由于政府过度干预和扭曲，导致虚假起义和寻租腐败，拉大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发达国家工业革命之所以取得巨大进展，是因为它们建立了完整的市场经济体制，价格由市场决定，产权是私有制。市场引导价格决定资源有效配置，私有产权激发企业积极性，政府职责主要局限于教育、国防安全等领域。因此，当时的主流观点强调市场化、私有化、宏观稳定和自由化的重要性。从理论上看从观点来看，这些观点非常明确，逻辑也很合理。中国的改革开放并不是完全沿袭西方主要理论，而是采取“民旧办法、民新办法”的方式。对于国有企业，政府继续按照既定标准提供保护性补贴，产权没有私有化；对符合比较优势的新兴产业，允许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参与，积极吸引外资。在新兴产业领域，价格机制通常是自由化的，主要由市场供求决定。在“老办法旧、新办法新”的政策框架下，政府一方面保持对经济的干预，另一方面一定程度地释放了市场的力量。当我们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必须转向市场经济。当时的普遍观点是，为了向市场经济转型，必须建立市场经济必要的制度安排，包括市场决定价格、私有财产权以及对政府在教育、国防和安全领域职能的限制。这是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理念。当时还有一个共识是，中国实行的市场和政府配置资源的双轨制是比计划经济更糟糕的制度。这种观点成立，因为计划价格低而市场价格高，这种差异会导致大量的寻租机会和套利，从而导致腐败现象普遍存在，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从而导致腐败现象的蔓延。社会环境恶化。双轨制比计划经济更糟糕的观点甚至得到了理论模型的支持，发表在领先的学术期刊上，并已成为广泛接受的共识。然而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46年来年均增长8.9%。需要注意的是，平均8.9%并不意味着每年都是8.9%。有的年份达到10%、11%甚至12%，总有一些年份略低于平均水平。当国际社会注意到我国经济增速低于8.9%的平均水平，特别是连续两三年持续下滑时，所谓的“中国崩溃论”就会出现。张家盾几十年来一直在宣扬“中国崩溃论”。批评者会声称我们国家的体制无法维持长期的经济增长，然后坚持认为该体系本身是不可持续的。这一观点在国际媒体和学术界流传，似乎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因此，当国内经济出现下滑迹象、面临更多困难时，国内情绪可能会受到国际舆论的影响而产生动摇。然而，那些坚信成功转型必须遵循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市场化、私有化和宏观稳定原则的人似乎限制了政府维持预算平衡的职能，以维持宏观经济。经济稳定的国家通常会遇到经济崩溃、停滞和持续的危机。腐败现象更加严重，收入分配不均更加严重。尽管理论结构看似完美，但实际结果却与预期相反。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之前提到过，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需要提供保护性补贴，支持某些产业的发展。由于这些产业违反了比较优势原则，如果没有政府的补贴保护，它们就无法生存。因此，当这些支持被取消时，它们就会下降，导致失业和社会不稳定。另外，还有一些行业是不允许衰退的，比如电力、电信行业，这些行业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尽管这些产业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比较优势原则相悖，但它们是国家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因此，当时的电信和电力行业受到了高度保护。在涉及国防安全的领域，如果缺乏必要的保障补贴，国家安全就会面临风险，乌克兰目前的情况就是如此。因此，即使在私有化的情况下，虽然保护性补贴es无法被删除，但仍然必须使用不同的方法来确保它们得到必要的支持。没错，但是当私营企业获得补贴时，其寻租行为就会更加活跃，因为企业家可以合法地将收到的补贴作为收入的一部分。在国有企业，如果将补贴转化为个人利益，这就构成腐败，一经查处，将面临法律制裁。基于此，我称之为政策负担。国有体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寻租行为和腐败。以电力等自然垄断行业为例。在东欧、苏联、拉美等地，私有化往往形成寡头经济，利用垄断地位获取高额利润，从而影响政治生态。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那些按照主流理论进行变革的国家并没有实现高效化。正如理论所预测的那样，在消除政府干预、价格扭曲和国有产权私有化之后，经济将得到改善和快速发展。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比转型前的 1970 年代和 1960 年代要慢，并且经历了更频繁的经济危机。而中国则采取“旧法对旧法、新法对新法”的策略来维持经济稳定。同时，新战略利用后发国家的后发优势，实现稳定和快速发展的双重目标。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资本迅速积累。经过三十、四十年的积累，很多原本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已经转变为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一旦一个产业取得了比较优势，就没有必要继续提供保护性补贴闲聊。这就是为什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一定作用。因此，循序渐进的双轨制改革，保证了经济长期稳定和快速发展，为我国平稳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创造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3、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如何？目前，对于中国说唱未来的发展，存在一些悲观的看法。原因主要基于两个方面：一是人口老龄化，二是中美摩擦。 “中国见峰论”在世界各地也出现过。那么，我们的发展前景如何？我觉得主要还是看我们的潜力发展。如果我们能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们还是可以取得快速进步的。如何衡量中国的发展潜力？正如前面提到的，我们快速增长的原因就是要占后来者的便宜。但有人问，经过40多年的高速发展，我们的后发优势够不够？一种观点认为，亚洲四小龙在近20年里取得了后来者居上的优势，实现了8%至10%的增长，而我们在45年里实现了年均8.9%的增长，潜力似乎已经耗尽。另一种观点认为，那些曾经利用后发优势实现快速增长的国家，当其人均GDP按购买力计算达到1.4万美元时，其经济增速普遍放缓至3%左右，与发达国家类似。亚洲金融危机据此，有人认为中国也一样。如果中国每年只能增长3%左右，就不可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这是“中国巅峰论”的理论基础。但事实上，我们是否还有迟来的优势不在于我们利用了多久，也不在于我们现在的水平有多高。这取决于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有多大。这就是后来者优势的来源。看问题一定要看本质，不能拘泥于表象。 “后发优势”的本质在于美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后来者的优势可以带来更快的发展，但发展多快取决于历史经验。我从2019年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当时，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我国人均GDP是美国的22.6%，相当于1946年的德国、1956年的日本、1985年的韩国的差距。这三个国家在与美国差距差不多的时候，都表现不错。 1946年至1962年的16年间，德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9.4%，人口占0.8%。因此，每年GDP增​​速为8.6%。从1956年到1972年的16年间，日本年均经济增长率为9.6%，人口增长率为1%，每年GDP增​​长率也为8.6%。从1985年到2001年的16年间，尽管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出现负增长，但韩国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仍然达到9%，人口增长率为0.9%，因此每年的GDP增长率为8.1%。从历史上类似收益带来的增长来看，我们应该利用美国的技术差距，在2019年开始的16年里，实现人均GDP年均8%的增长潜力。至于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事实上，所有发达国家都已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但在过去的100年里，这些国家的人均GDP增长并没有受到影响。为什么老龄化对人均GDP影响小？主要表现老龄化是劳动力增长放缓，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不是劳动力数量，而是有效劳动力数量。有效劳动是劳动数量和劳动质量的乘积，而劳动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水平。虽然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增长，但如果新进入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较高，有效劳动力并不需要减少。而且，人口老龄化并不是突发的“黑天鹅”事件。这在10年或20年前就可以预测到。也就是说，在人口老龄化发生之前，国家有时间增加教育投入，从而保证有效劳动力不变。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平均受教育程度为10.4年。退休人员的平均受教育程度约为6年，而新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为1年4年。这就是发达国家在普遍存在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情况下仍能保持人均GDP稳定的原因。因此，中国在2019年至2035年的16年里，通过后发优势，应该有8%的增长潜力。新一代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显着提高。不仅如此，中国还有一个德国、日本、韩国没有的优势，那就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主要特征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这些技术的特点是研发周期短。研发周期短意味着资本投入相对较少。以Deepseek为例，只需要几百人，三到四年，资金投入相对较小。我国目前的收入为13445美元，尚未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水平。与美国相比人均收入8.5万美元，其资本实力显然更强。然而，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较短的研发周期和较低的资本投入使得人的因素变得更加关键，相对较少的资本不再是我们的缺席。人力资本包括通过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等领域的教育获得的技能，这些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关键要素。在这些学科中，我国每年有超过600万大学毕业生，超过七国集团的总和，人才优势显着。而且我们还有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从购买力一致性来看，我国国内市场是全球最大的，这为任何新产品或新技术快速实现规模经济提供了可能。此外，我国设施齐全支持世界各地的行业。以特斯拉为例。作为新能源汽车的先行者，它在美国已经发展了十多年。其年产量最高不会超过3万辆，一度陷入亏损。 2019年在上海浦东建厂，到2020年产量将达到48万辆。产量的快速扩张使得特斯拉的市值攀升至6000亿美元。相比之下，克莱斯勒、通用和福特三大传统汽油车制造商的市值合计仅为1500亿美元，仅为特斯拉的四分之一。特斯拉为何能在中国快速发展，得益于我国完善的产业配套设施。即使在软件方面，美国下载量排名前五的应用程序中有四个来自中国。综合上述，我国在2035年之前有8%的潜在滞后，这并不是极端过剩。有些人可能会提出疑问。如果美国对我们采取技术限制，技术引进受阻，我们还能指望后发优势吗？事实上，美国并不是我们需要引进的大部分技术的唯一供应商。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也有这些技术，愿意与我们进行贸易。因此，虽然存在“卡脖子”的情况，但这种情况很少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足够的信心相信，借助新的国家体系，我们可以在短则三年、长则五年的时间内实现这些技术的突破。华为就是最明显的例子。作为第一家被列入实体清单的企业，目前仍保持着良好的经营状况。升腾芯片规划了自己的发展路径。到2035年，我们仍有8%的增长潜力，但要实现这一潜力，我们还需要克服包括人口老龄化在内的一系列困难。虽然人口老龄化不会影响经济增长其对社会的影响不容忽视，要求我们妥善照顾老年人口。虽然美国的“卡脖子”措施不会让我们陷入绝境，但在面临限制的时候，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资源来进行技术攻关。同时，我们还要追求高质量发展，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但我个人的看法是，以8%的潜在增长，我们在2035年之前实现年均5%到6%的增长是有可能的。如果以同样的方式分析，2036年到2049年，第二个百年目标，我们应该有6%的潜在增长，并且可以实现3%到4%的增长。如果是这样的话，预计到2049年，我国的一半将达到美国的每一个国家。当美国的一半达到时，国家复兴的伟大目标就可以实现。我们当前的目标是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到2049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虽然党的二十大没有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人均GDP的具体数值，但我们可以做出合理的信息。截至2019年，全球有70个高收入国家，其中28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或超过美国的一半。这些国家包括工业革命以来的强国，如西欧国家、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新加坡、以色列等，也包括摩纳哥、列支敦士登等从金融或博彩业获取高额利润的国家。我预测，当2049年我国达到美国的一半时，我国将成为强国之一。此后，中美关系也将改善。原因是，美国现在对我们发动贸易战、科技战，只有在技术上比我们强大的时候。e 技术和军事领域。到2049年，我国的一半达到每个国家的水平，北京、天津、上海以及国内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五省的人均GDP预计将与美国相近。这三市五省的人口加起来大约超过4亿，略高于美国目前的3.3亿人口。美国还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其人口由于移民的原因增长速度比我国快，但到2049年其人口应该不会超过4亿。我国三市五省的经济规模会比美国略大，人均GDP水平也差不多。这意味着三市五省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和平均工业水平与联合国持平。已列出的国家。因此，在此之后，我国在规模和技术上都会稍微优于美国，美国将不再能够对中国进行技术限制。这是其中之一。第二，在此之后，我国经济是美国的两倍，美国高科技企业离开中国市场就无法生存。因为高科技公司需要大量的研发投入，而投入后如果运气好的话能够获得成功，那么后续的利润就取决于市场的大小。中国市场规模是美国的两倍。如果中国市场消失，美国高科技公司的盈利能力可能会从高盈利能力转向低盈利能力，甚至没有盈利能力。如果一个公司不能盈利，那么公司管理者的领导地位就很难维持。高新技术企业需要持续、大量的研发投入、高产品质量流动性是持续投资的保证。高科技行业竞争激烈，中国市场对于美国高科技企业来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同时，如果美国民众无法从中国获得质优价廉的产品，他们的生活质量将受到直接影响。此外，众所周知，贸易是互利的，较小的经济体从中受益更多。目前，美国经常使用贸易战战术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的经济规模与美国相近。按一致性购买力计算的经济规模约为美国的1.3倍，按市场汇率计算约为美国的65%至70%。因此，很难判断双方的经济规模是大还是小。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优势之一就是能够强制实施技术转让对我们国家的科学限制。然而，到2049年，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将无法“赶上”我们，其经济规模也将比我们小。中美贸易对美国的好处大于对我们的好处。所以，一方面，美国当时无法阻止我国。另一方面，与我国保持良好关系也会更加有利。中美将有条件实现和平共处。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温和但一体化将成为世界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返回搜狐查看更多